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負責接收臺灣的軍政全責,卻因為陳儀治臺政策上的錯誤,加上官吏的貪污腐敗,排斥臺灣人任職政府。在種種因素影響之下,引發了臺灣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嚴重的退步,終於因取締私煙事件,進而發展成反對政府壓政的二二八事件。

        太平洋戰爭對高雄所造成的破壞,在戰後政府接收之後並未改善,因為政府的怠慢與失策、官吏與軍人的貪污腐敗,帶來經濟蕭條,米價上揚,民生物品價格高漲,民眾的生活比起日治時期還糟。2月24日,高雄市參議會揭幕,參議員提出糧食、物價、教育等諸多問題質詢,但官員的答覆都只是敷衍了事,無法令人滿意,於是民眾由原先的期待轉成失望憤怒,進而隨著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而爆發。

        2月28日,壽山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得知臺北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立刻密令各部隊停止差假,並私下調整軍力佈署。此時高雄閉市,學生返家,市區動盪不安,自3月3日起先是有南下民眾進入高雄市區毆打外省官員,也有三五成群到警察局接收武器,大部分警察離開崗位,有的交出武器,治安無人維持。

        二二八事件在高雄延燒,市長黃仲圖鑒於時局混亂,召集市府幹部、市參議員及各區區長、代表等開會,商量決定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並計畫在3月5日下午上壽山與彭孟緝談判,卻被彭孟緝拒絶,約定翌日再上山。是日,市參議員等也組織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分治安組、糧食組、醫療組等,維持運作。

        3月5日晚上市民群聚於壽山山下,似有上山之勢,要塞司令部則認為民眾是在要求國軍繳械,於是彭孟緝以日語喊話要群眾放下武器,否則砲轟市區,群眾吃驚,表示希望以談判解決問題。是日,彭孟緝派兵封鎖山下町(今鼓山路一帶)。3月6日早上,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區長林界、臺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前高雄日產清查室主任涂光明、陸軍上校曾豐明及牙醫范滄榕等各界代表七人持和平條款一起上壽山,預備與彭孟緝談判。因談判代表提前上山,為不妨礙佈置,彭孟緝遂接見談判代表,以施緩兵之計,後藉口涂光明欲帶槍行刺為由,逮捕涂光明、曾豐明、范滄榕三人,並隨即出兵鎮壓,此為全臺最早之軍隊鎮壓,此血腥鎮壓行動直到3月7日結束。

        及至3月31日,高雄擬設立「高雄市二二八事變嫌疑人犯調查委員會」之案,在由何壽元司長(代理國防部白崇禧部長)主持的「處理二二八事件拘捕人犯小組會議」中獲得通過。委員會的任務為:審查被逮捕之人犯,其情節輕微者或冤枉者,委員會即簽名蓋章,要塞司令部根據其決定釋放被捕者,共計約數百人,可見當時冤枉入獄人數之多。然而事實上在3月之後,戒嚴依舊持續,仍有許多無辜人士未經審判即遭到公開處決,或被拘禁嚴刑拷打,一直到5月高雄地區結束戒嚴,民眾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隨著二二八事件的擴大,官民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臺籍仕紳被搜捕同埋殺害,當地人對外省人攻擊事件頻傳,社會動盪,人心徬徨。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於「二二八事件」中成為南部反抗軍警群眾的聚集地,當時動盪不安的時局曾造成學校全面停課,在高雄第一中學有一群學生結合雄女、雄工、雄商等其他學校學生共同組織成自衛隊,勇敢挺身而出,不惜用年輕人的青春生命,護衛校園與同胞的生命安全。

        政府的鎮壓,表面上是為恢復社會秩序,但實際上卻成為陳儀政府趁機整肅報復臺籍人士的結果。受難者多在未審先判,或先殺後審,或殺後再通緝下,遭到槍決。但民眾痛惡的貪污腐敗官僚,卻無一受到譴責。但蔣介石卻為了掩飾此一歷史的錯誤,進而透過戒嚴與白色恐怖,使得往後近數十年間,人民噤聲不敢語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更要遭受他人異樣眼光與不平等之待遇。

        二二八事件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省籍矛盾日益加重,臺人懼怕報復,產生政治冷感症;對文化之影響,則是不同省籍間對歷史有不同的主觀解釋,並發展出不同的國家認同,臺灣文化受到嚴重的扭曲,價值觀是非不分;對政治之影響,則是人權與民主的價值受到打壓,其影響不可謂不深。